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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人生法律格言】沃尔特·李普曼(三)

发布时间:2019-03-26 10:06| 有136位朋友查看

简介:采访领袖与丘吉尔讨论二战进,展温斯顿·想见一见李普曼,也从他在乡间的住所赶了来。丘吉尔弓着背坐在那里,他一只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顿挥舞荇威士忌和苏打水,一只手熄去雪茄烟……

  采访领袖

  与丘吉尔讨论二战进,展温斯顿·想见一见李普曼,也从他在乡间的住所赶了来。丘吉尔弓着背坐在那里,他一只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顿挥舞荇威士忌和苏打水,一只手熄去雪茄烟。他告诉李普曼,即使“枪林弹雨日夜向我们袭来,把死亡和毁灭布满人地”,英旧人也只会增强他们争取胜利的意志。被戴高乐奉为上宾,1942年8月,当李普曼抵达伦敦时,他已经一脚跨入戴高乐的阵营了。49岁的戴高乐将军十分清楚李普曼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把这位专栏作家奉为上宾。他对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谈达一个多小时,大展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天赋。这次会见给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入选,12月16日,在吃晚饭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问他下午晚些时候可不可以来拜访李普曼。一小时内,一大帮特工人员来到这所房子,四点钟,肯恺迪到了。此时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个月,他足来和李普曼询问决定国务卿人选的。

  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新财富人生法律格言】沃尔特·李普曼(三)“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

  生日感言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夏天,当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间和山坡上散步时,我发觉自己正在遐想对于专于固执己见和每周定期几次发表见解这种差事,将作何回答、作何解释和作何辩白。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对外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主席团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再者在国内事务上,你就真有资格神气十足、绝对正确?当然,国内间题上机密较少些,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晤谈,都可以问他们最最令人窘困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会是或坦率或诡诈、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里即使没有许多机密,也会有许多神秘之处。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今天选民们在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到了选举日那天他们又会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还有,他们在各种争论、劝诫、威胁、允诺和操纵艺术与领导艺术的影响下,又将怎样想、怎样考虑和怎样要求。

  这真是来势汹汹。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

  对传播学的贡献

  一、1922年写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观点(“拟态环境”、“刻板成见”)

  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三、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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